“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目標、任務與實現路徑

來源：環境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工作指導刊

文   /   高吉喜    李廣宇    張怡    鄒長新

“十三五”期間，我國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成就，生態文明建設發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1-3]。“十三五”規劃綱要確定的9項約束性指標和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任務超額完成[4]。2015—2020年，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由64.5%上升到83.4%，劣Ⅴ類斷面比例由8.8%降至0.6%；細顆粒物（PM2.5）平均濃度降至33微克/米3；全國33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年均優良天數比例升至87.0%[5]。截至2019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8.1%，已提前完成了2015年提出的下降40%～45%的目標。

“十四五”是我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是中國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非常關鍵的五年。在這種背景下，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緊緊抓住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明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標以及2035年遠景目標，部署了一系列重大任務和舉措。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為我國“十四五”及更長時期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指明了方向。本文基于《建議》主要內容，并參考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和部分解讀材料，分析了我國“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的目標、任務和實現路徑，以期為“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和實施提供指導。

“十四五”時期以及2035年的生態環境保護目標

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十九屆五中全會仍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十四五”和更長時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建議》中，明確傳遞了持續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的信號，并將生態環境保護貫穿到高質量發展的各個方面，指明了“十四五”時期乃至2035年的前進方向[4]。 

總體來看，《建議》堅持系統觀念，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板，對我國“十四五”時期以及2035年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作出了系統謀劃和戰略部署，明確設定了“十四五”的近期目標以及2035年的遠景奮斗目標。

      “十四五”近期目標

《建議》要求，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堅持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制，構建生態文明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持續改善環境質量，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全面提高資源利用效率[1-2]。

在這個總要求下，《建議》明確了“十四五”時期“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的主要目標，歸納分散在各個部分的生態環境保護目標，大致可分成6大目標：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得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取得顯著成效；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

     2035年遠景目標

《建議》明確提出2035年“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并展望到21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2]。從《建議》中可看出，2035年遠景目標與“十四五”目標相銜接，但特別強調了綠色發展、碳排放、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等，包括“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人民生活更加美好”等內容。

     規劃目標的特點 

概括起來，《建議》中提出的“十四五”規劃目標和遠景目標具有如下5個特點。 一是與黨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宏偉目標相銜接，體現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建議》提出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到2035年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本實現，延續了黨的十八大、十九大關于美麗中國建設的既定目標。黨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十八屆五中全會上，“美麗中國”被納入“十三五”規劃。黨的十九大指出，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將建設美麗中國作為“十四五”和2035年遠景目標。可看出，美麗中國建設目標是黨中央著眼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體現了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在美麗中國的大目標下，《建議》中提出的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轉型生產生活方式、優化能源資源配置、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等均與黨的十八大、十九大提出的目標相一致。但在延續目標的同時，《建議》中也有不少創新，如城鄉人居環境明顯改善、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等。 二是緊扣我國經濟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護生態環境的根本目標不變。黨的十八大指出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黨的十九大強調，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建議》進一步強調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與以往的要求一脈相承，又緊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

三是目標設置科學合理，體現了從源頭到末端的全過程、全地域和全方位的系統化思維。優化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支持生態功能區把發展重點放到保護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上，支持城市化地區保護生態空間，科學劃定“三區三線”，嚴格自然保護地、生態保護紅線監管，這些都體現了源頭預防、從源頭加強生態系統保護的思想[6]；加快綠色發展，推進綠色技術創新，推動產業升級和行業綠色化改造，發展環保產業，促進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體現了在發展中解決環境問題的思想；推動能源資源合理配置和提升利用效率，加強末端污染綜合治理，實現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總量持續減少，生態環境持續改善，體現了全過程改善生態環境的理念。 四是在統籌發展和安全中凸顯了生態保護的重要性，明確提出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統籌發展和安全是貫穿《建議》的重要原則。生態環境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關系黨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問題和關系民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并事關國家安全。生態安全作為非傳統安全，是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在2014年生態安全已被明確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建議》中，更加明確地強調了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的重要性，要求落實生態保護、基本農田、城鎮開發等空間管控邊界，完善自然保護地、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制度等，確保生態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五是接軌國際，將碳排放作為“十四五”和2035年的目標。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期間提出，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建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將國內生態環境治理進程與國際環境履約相結合，提出“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的建設目標，體現了對中華民族福祉和人類長遠發展高度負責的態度，展現了我國對全球負責任的大國擔當。

“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任務與路徑

十九屆五中全會不僅為“十四五”以及2035年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指明了大戰略、大方向，而且科學清晰地提出了生態環境保護的重點任務和實現路徑。

     環境保護與改善重點任務與路徑 

仔細研究《建議》中有關環境保護的內容，從源頭預防、到過程治理、再到末端控制，可將環境保護和改善的任務與路徑歸納為4個方面。 構建國土空間開發和保護新格局，從源頭上避免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 《建議》明確提出堅持實施區域重大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健全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構建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布局和支撐體系，并特別提出實施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制度。這些戰略的實施，從空間上確定了哪些區域必須嚴格保護，哪些區域可適度開發，哪些區域可較大規模開發，從而從源頭上避免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 主體功能區戰略是國家最早倡導的重要國土空間戰略，其核心是基于資源環境承載力，明確區域功能定位和戰略發展方向，將國土空間從開發與保護的角度劃分為優化開發區域、重點開發區域、限制開發區域和禁止開發區域[7]。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又提出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控，劃定并落實生態保護紅線、永久基本農田和城鎮開發邊界，確保“三線”不交叉、不重疊，永久保護重要生態空間。《建議》又進一步明確提出，立足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發揮各地比較優勢，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區、農產品主產區、生態功能區三大空間格局，支持生態功能區把發展重點放到保護生態環境、提供生態產品上，支持生態功能區的人口逐步有序轉移，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 在堅持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中，《建議》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雄安新區建設等，要求在這些國家戰略實施中，把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擺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合理布局生態空間、農業空間和城鎮空間，加強區域、流域、不同行政區單元間生態空間保護的銜接與協調，促進整體保護修復。 在推動新型城鎮化戰略中，提出堅持走以人為本、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主體形態，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空間格局。在城市化地區高效集聚經濟和人口，保護基本農田和生態空間，實施城市生態修復，構建城市生態安全格局。 顯然，在“十四五”規劃中，更加凸顯了構建國土空間新格局的重要性，特別提出要強化國土空間規劃和用途管控，落實生態保護、基本農田、城鎮開發等空間管控邊界，減少人類活動對自然空間的占用。需說明的是，我國環境容量有限，生態系統脆弱，資源環境承載力空間分異巨大。以“胡煥庸線”為界，東南部分以平原、水網、低山丘陵和喀斯特地貌為主，以43%的國土承載著全國94%左右的人口；西北部分57%的國土，供養大約全國6%的人口，以草原、戈壁沙漠、綠洲和雪域高原為主，生態系統非常脆弱。因此，構建國土空間開發和保護新格局，必須立足我國生態環境的基本國情。 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在發展過程中解決生態環境問題 《建議》明確提出，深入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完善生態文明領域統籌協調機制，構建生態文明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結合《公報》和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戰略部署，“十四五”促進綠色低碳發展應著眼于以下四個方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產業結構與布局。充分發揮生態環境保護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倒逼作用，推進產業綠色轉型。一方面，以落實“三線一單”為重點，發揮對項目環境準入的強制約束作用，優化產業結構和布局[8]；另一方面，淘汰落后產能，引導高污染企業有序退出，加快鋼鐵等行業企業轉型升級，推進各類園區循環化改造、規范發展和提質增效。 優化能源結構，提高非化石能源的能源消費占比和能源、資源循環利用效率。我國能源資源呈“富煤、貧油、少氣”特點，能源消費對煤炭的依賴度高，煤炭消費在2019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中占比達57.7%。因此，亟需加快煤電結構優化和轉型升級，發展水電、風電、核電、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等新能源和清潔能源，降低單位GDP資源消耗強度，從源頭協同推進污染控制和碳減排。 推動生產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發動政府、企業、公眾共同參與，把綠色發展廣泛落實到基礎設施建設、企業生產經營、人民生活消費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各項事業之中，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強化綠色發展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按照《建議》要求，發展綠色金融，制定有利于綠色低碳發展的產業政策。 推進清潔生產，在生產過程中解決環境問題 發展實體經濟，是我國“十四五”和今后的長期目標。因此，在優化產業結構、合理配置能源結構的基礎上，必須大力推進清潔生產，在生產過程中解決環境問題。《建議》中也明確提出，支持綠色技術創新，推進清潔生產，發展環保產業，推進重點行業和重要領域綠色化改造。推動能源清潔低碳安全高效利用，發展綠色建筑，開展綠色生活創建活動。 推動企業實施清潔生產。建立健全系統規范的清潔生產技術指標體系，強化重點行業節能減排和節水技術改造，提高能耗、水耗、清潔生產等標準，提升重點行業、工業園區清潔生產水平，提高工業集約用地水平。 強化農業清潔生產。推動農業生產過程清潔化、廢物處理資源化和無害化、產業鏈接循環化，推行節約高效農業用水，削減化肥、農藥等使用，促進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提高農業綜合效益。 開展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出臺促進不同行業、不同地區綠色生產和消費的法規、標準、政策，為工業企業開展清潔生產提供技術支持和導向；出臺在重點行業深入推進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的政策措施，強化監督管理。 落實排放許可制度。建立覆蓋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業排放許可制度，根據污染物產生量、排放量、對環境影響程度等，對排污單位實行分類管理，完善以排污許可制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監管制度體系。 加強污染綜合治理 《建議》對下一步是否繼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給出了明確答案。從我國國情看，污染排放量大、環境風險高的生態環境狀況還沒有根本扭轉[4]。因此，持續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將是我國一項長期的環境保護戰略。與“十三五”相比，打好“十四五”污染防治攻堅戰需突出如下幾個特點。

突出精準治污、科學治污、依法治污。精準治污要求全面準確掌握污染源的數量、結構、區域等基本信息，識別污染發生的重點區域、重點時段、重點污染因子、重點行業等，加強污染監測預警預報，及時掌握污染信息，精準施策。科學治污強調注重遵循規律，針對不同污染物產生、遷移和轉化的發生機制，制定不同階段污染治理的重點任務，強化環境技術創新，增強治污的科學性。依法治污必須建立健全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不斷完善生態環境立法，提升督察執法工作水平，確保環境污染治理有法可依。 突出問題導向和區域性。堅持問題導向，重點解決大氣、水、土壤污染等突出問題。針對秋冬季PM2.5、PM10污染問題，以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汾渭平原等為主戰場，開展PM2.5、PM10的綜合治理；針對夏季臭氧超標問題，加強珠三角、長三角和北方城市等地區的治理。針對水源地保護、城市黑臭水體問題，統籌水資源、水生態、水環境協同，重點關注渤海綜合治理、長江、黃河等“三水”治理。 突出多污染物協同控制。環境污染治理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系統工程，面臨多重挑戰，如大氣、水和土壤等多重介質的交叉污染等。因此，“十四五”要加快跨區域、跨流域的協同污染治理，建立完善污染防治區域聯動機制，形成區域環境綜合治理的系統解決方案，建立地上地下、陸海統籌的生態環境治理制度，支撐區域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積極探索重點污染物協同控制，如細顆粒物和臭氧的協同控制，污染防治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協同推進。 統籌推進污染防治與生態保護。加強生態保護修復力度，提升生態系統生態凈化功能，治污減排與生態增容并舉，擴大生態空間和生態容量。貫通生態保護監管與污染防治監管，做到生態保護監督與污染防治監督并重。

     生態保護與修復重點任務與路徑 

《建議》在多個領域都提到生態保護，是《建議》中出現頻率較高的詞匯之一，表明“十四五”對生態保護的關注。對比建議提出的目標，對生態保護修復的任務和路徑可歸納為4個主要方面。 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

《建議》首次提出，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彰顯了黨中央對生態保護的決心和意志。長期以來，由于工業化和城鎮化，自然生態空間被擠占的現象非常普遍。因此，未來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既是挑戰，也是艱巨的任務。顯然，守住所有自然生態空間是不可能的，但通過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守住重要生態空間、守住自然生態安全邊界是必須的。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十余次在不同場合就生態保護紅線做出重要指示，多次強調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的觀念。守住生態保護紅線，就是要樹立底線思維，從戰略高度維護國家生態安全。換句話說，生態保護紅線是底線思維在生態保護中的生動體現。按照《關于劃定并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干意見》部署安排，生態保護紅線在科學劃定完成后實行嚴格管控。“十四五”期間，生態保護紅線將由劃定為主階段轉入嚴守階段。因此，關鍵在于強化監管基礎性工作并建立健全生態保護紅線制度。 首先，“十四五”需開展生態保護紅線區域生態環境本底調查，摸清紅線內生態系統特征、人類活動情況，并以縣級行政區為基本單元建立生態保護紅線信息臺賬，為實施生態環境監管奠定基礎數據。 其次，需及時開展生態保護紅線監管評估，評估各類生態保護紅線區生態系統服務價值。以遙感和地面調查監測相結合，重點識別可能造成生態破壞的人類活動影響，對于人類活動干擾高風險地區開展加密監測。定期開展生態保護紅線保護成效評估，重點評估生態保護紅線在提升生態功能、維護生物多樣性、保障人居環境安全等方面發揮的作用。 第三，出臺生態保護紅線管理辦法，明確生態保護紅線的具體管控要求。基于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問題和立法需求，厘清現有生態環境保護、自然保護地管理、國土空間用途管制等與生態保護紅線監管的關系，推動研究制定“生態保護紅線條例”，明確生態保護紅線的保護要求和破壞生態保護紅線的法律責任，確立生態保護紅線在國土空間保護的優先地位。同時，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制定地方法規，為生態保護紅線國家立法積累經驗。 第四，按照“源頭嚴防、過程嚴管、后果嚴懲”的全過程管理思路進行嚴格監管，強化執法監督，建立績效考核、責任追究、損害賠償機制，確保生態功能不降低、面積不減少、性質不改變，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形成中國特色生態保護方式和制度 自然保護地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以保護自然、服務人民、永續發展為宗旨，目的是確保重要自然生態系統、自然遺跡、自然景觀和生物多樣性得到系統性保護，提升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維護國家生態安全。 開展自然保護地本底調查，查清和掌握我國自然保護地類型、數量、規模與分布現狀，在評估分析現有保護地保護成效和重要保護對象分布關鍵區域基礎上，明確發展目標與空間布局。在已經開展的自然保護地整合優化基礎上，繼續完善優化自然保護地網絡。 推動國家公園立法，確立國家公園在自然保護地的主體地位。在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基礎上，總結可復制可推廣的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經驗，科學制定國家公園設立標準和國家公園管理辦法，全面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家公園體制[9]。 構建中國特色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制，細化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管控要求和環境準入條件，修訂自然保護區條例，制定自然保護地監督管理辦法，完善自然保護地監管制度，永久性保護重要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和原真性，使野生動植物得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得以保持，文化得到保護和傳承。 推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修復，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重大工程 從保障和維護國家宏觀生態戰略格局的高度，按照國家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總體規劃部署，以“兩屏三帶”及大江大河重要水系為基礎，突出對國家重大戰略的生態支撐，統籌考慮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地理單元的連續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整體推進全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修復工作。做好區域（或流域）、生態系統以及場地等不同尺度工程目標任務相互銜接。適時評估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試點工程成效并總結經驗，形成若干科學合理、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態保護修復模式。 從區域系統考慮，綜合生態保護修復目標、居民生計狀況和地區社會經濟等方面，提出近遠期保護修復思路，實現生態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雙贏目標。分區分類開展受損生態系統修復，加強生態脆弱區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石漠化等綜合治理。 實施生態保護紅線保護與修復工程，作為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的重要內容。制定實施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方案，開展保護與修復示范。強化生態保護紅線及周邊區域污染聯防聯治。 開展自然保護地建設及野生動植物保護重大工程。強化生物多樣性就地保護，合理開展遷地保護。實施好國家公園保護修復工程，保護瀕危物種及其棲息地，建設生態廊道、開展重要棲息地恢復和廢棄地修復，完善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 科學開展生態系統評估 《公報》和《建議》明確提出開展生態評估。為此，“十四五”需盡快建立科學可行的生態系統綜合評價體系，開展定期評估工作，以及時掌握全國及重點區域生態環境狀況、變化趨勢和存在的主要問題，找出生態環境變化及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提出保護對策與建議。 重點應加強生態保護紅線、自然保護地等評估考核。建設生態系統保護成效監測評估體系，明確保護成效評估的評估周期、評估目標與方式、評估指標與計算方法等，及時掌握生態保護紅線及各類自然保護地生態系統狀況、管理和保護成效情況，并向社會公布。 系統提升生態環境監測現代化能力。建立健全生態環境監測配套基礎設施，集成衛星遙感、無人機、地面臺站等技術手段，建立天地一體化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體系。強化衛星遙感等高新技術、先進裝備與系統的應用，開展監測大數據分析，支撐生態監管與風險預警和防控。

     強化生態環境保護科技創新 

加強生態保護與污染防治科技創新供給。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面向國家生態環境保護和環境管理的重大需求，部署實施生態環境領域重點項目，開展關鍵核心技術研發，突破一批環境污染防治、生態保護修復、環境基準與標準等關鍵核心技術，形成生態環境監測與預警、保護與修復成套技術，提高精準治污和科學治污水平。 強化國家重點戰略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的科技集成與示范。圍繞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海南自貿港建設等國家戰略實施，加強清潔生產技術、污染防治技術等研發及推廣應用，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修復科技集成與示范。 開展創新基地平臺建設。加快數據平臺建設，建設一批地面科學觀測站（點），逐步形成適應生態環境監測評估、科學研究和綜合決策需要的科學觀測網絡。拓寬生態環境部門與地方政府及相關部門的業務交流與合作途徑，探索合作會商機制。 完善壯大科技人才隊伍。面向國家環境管理需求和國際科技前沿，培養造就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鼓勵科研人員深入環境污染防治攻堅戰一線，在業務中錘煉創新，提升科研和服務環境管理工作水平。 健全科技創新體制機制。貫徹落實國家及生態環境部生態環境科技體制改革相關部署，建立健全相關工作體系和配套制度。完善創新機制，強化成果轉化，打通創新鏈條，將科技成果及時轉化為政策、技術和市場。

     推動生態環境保護國際合作  

積極推動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環境相關目標。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加強環保領域多邊雙邊合作，強化“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目標與可持續發展議程環境相關目標的銜接協調。 推進生態環境、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國際環境公約履約。嚴格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及相關議定書義務，積極推進《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推動達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積極參與和引領應對氣候變化等生態環保國際合作，堅定支持《巴黎協定》，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國際氣候問題談判，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落實碳排放減排承諾。 深化“一帶一路”生態環境領域國際合作。作為“基于自然解決方案”（Nature Based Solution, NBS）的共同牽頭國，以“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為重點，積極推廣“劃定生態保護紅線”NBS行動倡議，將其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協同解決方案，為世界環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保障措施

     加強黨的領導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在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下，協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面臨諸多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各級政府和各部門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確保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軍中始終沿著正確政治方向發展。 堅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科學指引。嚴格落實生態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各相關部門要履行好職責，加強統籌協調，推動工作落實。將要重大問題及時報告黨中央、國務院。

    完善生態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體系   

按照《建議》，將環保納入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將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1-2]。 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建立地上地下、陸海統籌的生態環境治理制度。全面實行排污許可制，推進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碳排放權市場化交易。完善環境保護、節能減排約束性指標管理。完善自然保護地、生態保護紅線監管制度。完善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制度。 健全政府調節機制和市場機制，建立綠色發展政績考核機制，完善市場化、多元化生態補償機制。 

     建立多方參與機制   

落實領導干部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嚴格考核問責。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評價考核制度，落實領導干部責任，將考核結果作為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獎懲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據。 發揮企業環境治理主體作用，落實企業責任。督促企業嚴格執行環境法律法規，促進行業自律；完善企業內部的環境治理，建立環保責任清單；公開披露企業環境信息。 完善公眾監督和舉報反饋機制，強化社會監督。建立良好的社會溝通工作機制，暢通環保監督渠道。加強輿論監督。 加大相關法律法規、政策措施宣傳力度。組織媒體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開展面向全社會的生態環境保護政策宣傳，強化政策宣傳落實。 大力推進生態文化建設。營造愛護環境、保護生態的良好社會風氣，增強全民生態保護意識。